迷失在墓地里

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内蒙古正在进行一场深挖“党内”的活动。兵团虽然不搞“四大”，但仍然坚持阶级斗争，特别是像我们公司这样有很多前职工的单位。到公司没多久，我就被调到专案组了。

记得有一次，公司派我和杨河芳到工地公社进行对外调动。从我们公司到公社有30多里路。出发前，何方建议借一辆自行车带我去（我不会骑自行车）。我觉得路很难走，所以我坚持走。

到达工地公社时已经是中午了，公社干部、大队干部都回家吃晚饭了。等到那个人上班了，我们才拿出一封介绍信解释我们的来意。等调查结束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看到农民们准备收工，我们就问他们从这里到十连有没有捷径。这时，只见一位叔叔举起了手：“哎……那里……，你翻个大沙包，就是第三连了，再往前走，那不是你连了吗？ ”

我们两个人顺着他指的方向向前走了很久。我心里不停地嘀咕，就问杨和芳：“我们不会出错吧？”她说：“走吧，反正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。你说你可以骑自行车，为什么我们要受这样的苦呢？”这时我无语了。她见我不说话，就边走边和我聊天。这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走在这漆黑的夜晚，我们不禁感到有些害怕，于是我提议唱歌来增强勇气。于是我们就哼着歌继续赶路。

突然，何方拉住了我，说道：“淑秀，你看你前面的亮光，好像是战联小学。”我说：不行，你得翻过沙袋才能到那里。一路上我们又饿又渴。我干脆不再唱歌了。我看见一道明亮的光在我面前时隐时现，仿佛指引着我们往那个方向走。突然，我仿佛看到前面食堂的烟囱里冒出一缕缕清烟，我高兴地说：“何方，你看，那不是我们公司的食堂吗？”何方会心一笑：“快到了！”

走到前面，一个沙袋挡住了去路。我们两个误以为是我们公司养殖队后面的大沙包，就使劲在上面爬上爬下。但我们无论如何都爬不上去：刚爬上一点，流沙就让我们滑下来，再上去又滑下来，重复了很多次，实在是太累了。何芳问我累不累，我说有点累。我们只是背靠背坐着。没想到在这个休息时间我们都睡着了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我看到我们坐的地方斜前方有两根骨头。太可怕了！我大喊一声，何方微微动了动。我回头一看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：原来，我和何方背靠背坐在一座砖砌的坟墓上，中间的棺材是泥土做的！这一幕着实让我震惊了。我赶紧把何方推醒，喊道：“何方，快跑！这里是墓地！”何芳赶紧拉着我的手，一口气跑了很长一段距离。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。这时，我们看到前一天结束工作的那群农民现在又开始干活了。一位嫂子对我们说：“亲爱的，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早又来了？”我们都很震惊，没有理睬他们。这时我建议原路返回。走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感觉双腿发沉，鞋子也显得太小了。我刚才很慌张，忙着逃跑，所以并不觉得累。现在放松下来，我感觉真的好累。天已经亮了，我们相视一眼，忍不住笑了：原来我们这半夜都在沙袋上爬上爬下，头上和身上都沾满了碎石。 ，而我们的鞋子里也充满了沙子！

收拾完后，我们就原路赶回公司。这时，何方抱怨道：“如果你会骑自行车，我们何必受苦、害怕呢？”我又无语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看到的时隐时现的亮光可能就是磷光。我们两个急切地来回交谈，把明亮的灯光误认为是我们公司小学和食堂方向的灯光，把前面的高高的沙袋误认为是我们公司养殖班后面的大沙袋。筋疲力尽的;再加上又饥又渴，谁能想到这一歇就一直持续到天亮！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记忆。真是又痛、又累、又酸、又怕！

记忆中一件尴尬的事

专案组调出去的时候还是这样。这次组里派我去群里取回一名员工的档案。接到任务后我正准备离开。这时，教官说：“你最好开驴车，这样更快，更安全。”于是我就跑到饲养班去搭车。刚进公司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开驴车，所以我的战友（“民航老翁”张）给我挑了一头老实的驴子。我满心欢喜地开着它上路。

一开始它还很听话。但当我们快到第五阶段的时候，它却执意啃食路边的青草和玉米秆。我拉不住，拉不动。只见它拉着我转了一圈，然后干脆就朝慧莲的方向跑了。无奈之下，我跳下车，拉动缰绳，拉着驴子往团部方向走，但它却一直把我拉回来，看得我想哭。

我在这里和驴子打斗的场景，五连的员工早就看到了。他们笑道：“看看这些城里的孩子，多傻啊！赶驴车也不喊，手里拿着红柳条也不打牲口。” ，人与动物为何要展开拉锯战？ “有了上次的教训，我不敢轻易相信他们了。

这时，一位老人走过来对我说：“孩子，赶动物的时候，你要喊：‘叽叽喳喳’；同时，你手里的柳条要抖动，这样它就可以把你拉走！”说着，叔叔就上了驴车，教我开车。看到叔叔那慈祥的样子，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就这样，叔叔一边和我聊天，一边教我开驴车，送我到从金堂寺通往团部的路上，而他却只能走回去。我连声感谢他，看着叔叔默默地走回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开驴车，也是我第一次深深感受到农民的淳朴和踏实。

难忘的员工排

在兵团的六年里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担任参谋排排长的时候。十连参谋排曾经有过老排长姚路和内蒙古中专学生排长李军，而我只是一个北京知青。我一开始并不愿意，但作为一名军人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。

原有员工大部分来自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等地，其中回族占一半。我多次向队长白鹤鸣请教，也和郭秀梅（郭占元的女儿）住在一起。我注重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，逐渐与员工融为一体。当时，职工排里还有耿月霞（木匠耿兴荣之女）、郭秀梅、李清芳（李能仁之女）等一批年轻骨干，他们都像年轻人一样工作。后来公司派沉瑶到职工排和我一起工作。我们圆满完成了公司交给的各项任务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“百鸭宴”。我们公司曾经养了一群鸭子，然后陆续宰杀，改善大家的伙食。那年冬初，公司决定把剩下的几百只鸭子全部宰杀，以改善大家的伙食。但这次杀鸭子的任务却交给了我们参谋排的家属。

家人毫无怨言地投入工作。我们聚集在礼堂里，有的宰杀，有的脱衣，有的开膛破肚，有的打扫卫生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礼堂里很冷。当鸭子被杀了，放在大锅里的开水里浸泡时，那股臭味真是难闻。但没有人有任何抱怨。他们都低着头，埋头苦干，小心翼翼。因为是冬天，大锅里的热水很快就凉了。一旦水凉了，鸭毛就很难拔出来了，所以你得继续加热里面的水。每个人的手都被热水泡得通红，最后累得无法控制自己。我们坚持不懈，齐心协力，把所有的鸭子都清理干净了。当连队把鸭子分发给每位战士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默默奉献的工人们？

在员工身上，我看到了他们的淳朴和勤奋，也看到了那些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和进取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