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培，1944年出生于天津，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史系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，原副院长中国历史学会会员、中国历史学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。主要著作有《世界史研究》、《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》、《历史思潮与社会思潮：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反思》、《中国近代世界史编纂》 （1840-1949）》、《历史》《历史理解导论》、《西方史学史》、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》、《文选》于培》、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》、《西方史学史》、《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（1949-2019）》等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的时光，那时身体饥渴交加，精神上却有书本相伴，充实而快乐的求学时光。我经常回忆那些对我个人成长有帮助、对中国世界史研究做出贡献的岁月。影响了老师和朋友。

1、贪婪吸取精神食粮的难忘岁月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主要就是走遍身边的几个图书馆，以书为伴，与书结缘，在阅读中快乐成长。

以书为伴：快乐的暑假生活

我的小学生活是在西单区（北京已撤销的市辖区）的第一中心小学度过的。这是一所百年老校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。 。我三四年级的时候，我的班主任——我还记得——叫赵和书河。她是一位女老师。她只有一个儿子，加入了志愿军。每年暑假，赵老师都会义务去学校图书馆整理图书，包书皮、修书等。每次我都和她一起去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，吸收着营养。知识就像魅力一样。那段时间，我住在她家。她除了去学校整理书本，还带我去看电影、木偶戏，路上还给我买糖果。我记得有一次看完电影后下雨，她还给我买了糖果。我得到了一把小油纸伞。这样的情况在暑假期间持续了大约三四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真是一个快乐的暑假，一个充实的暑假，一个难忘的暑假！

小学毕业时，赵老师还送了我一些他儿子的书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《卓娅与修罗的故事》和《一个普通士兵——马特洛索夫》。我至今仍视这两本书为珍宝。正是这些书激发了我对苏联历史的兴趣，并为我童年时期研究俄罗斯和世界历史播下了种子。

“学生证”：图书馆的“通行证”

我的中学生活是在北京六中度过的。从六中往北走，一站路就是故宫旁边的西城区图书馆，两站路就是北京图书馆、北海桥边的国家图书馆。届时，中学生凭学生证即可“畅通无阻”地进出北京图书馆。出校门向西步行，不到两站就到了天安门广场旁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。文化宫有一个大型图书馆——北京工人图书馆。我们经常去这个图书馆，里面有很多自然科学和机械工业方面的书籍。我们去那里主要是浏览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。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大多都是占座复习作业。

当时文化宫的门票只要两毛钱一张，非常便宜。无论你的家人是否有困难，通常可以节省两分钱。从文化宫图书馆往西一站就是南河沿。中苏友好协会图书馆位于南河沿南入口。里面的书很专业。它是一家专门研究俄罗斯和斯拉夫文明以及斯拉夫文化的图书馆。还记得图书馆装修得很典雅，斯拉夫风格的镶木地板，厚重的橡木门，雕刻精美。当时，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大家争相阅读肖洛霍夫的著名小说《沉默的顿河》。正是在这个图书馆，我第一次读到了这部杰作。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，就像闻到了顿河两岸泥土的味道。香气似乎能够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独特风味……

在我的中学生活中，我身边有四大图书馆：国家图书馆、西城区图书馆、文化宫图书馆和中苏友好协会图书馆。它们就像四颗璀璨的明珠，照亮了我的求学之路。 。

2、优雅谈吐趣闻：良师益友，受益终生

在我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中，有几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和朋友，他们对中国世界史的研究也很重要。

95分：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永无止境

中学时，有一位历史老师，名叫焦廷勋，是北京著名的特级历史教师。有一次历史课考试结束后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：“这篇论文我看过了，其他老师也看过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这篇论文的答案很好，但我只能给你95分。” ，我绝对不会给你满分。我教了一辈子书，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个学生满分。我给你100分可以，但是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这是一个需要终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。 ”

“书山有路，勤奋是路，学海无涯，苦干是船。”思考历史也是如此。对了解历史真相的追求永无止境。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历史条件、不同的社会环境下，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问题会有不同的思考。这种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是代代相传的，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奋斗的追求过程。

我们中学的时候，焦老师也说过一句话。他反复说过：一个人无论多么有才华、多么有才华，他只能投资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火热的生活实践。 ，能否表达；一个人的成长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，他的才华必须在集体中显露出来。

百岁老人陈汉生：90岁仍要求照顾研究生

进入世界历史研究所后，我才真正开始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来思考和研究。第一个对我影响较大的人是百岁老人陈汉生。众所周知，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一位传奇人物。

他90岁时，我恰巧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史系主任。有一天中午，他来办公室找我。他拄着拐杖敲门外的地上，说道：“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必须告诉我实话，为什么不让我招研究生呢？”

我说：“韩老师，您先坐下，我慢慢向您汇报。”说着，我打开门，请韩老师进来，我继续说道：“您是我老师的老师，我们系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您的学生，所有的老师也是您的学生。我们系的教育教学工作肯定是在您的指导下进行的，您还记得上个月我去您那里询问过我们学院的政策和规定吗？对你来说，你也是一名老党员，知道这一点。别担心，我们永远是你的学生，等这些学生招收之后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和这些研究生见面，聊天，指导他们如何学习世界。历史。”

韩先生最后无奈地说：“你不让我工作，我不是会死吗？你不让我工作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要一直工作到死！” ”韩先生的话声音很大，很激动。人们非常震惊。

约翰年近90岁时，负责筹备全国青年世界史学家理论研讨会。我是筹备组的成员之一。当我们一起准备会议演讲时，他自己写稿子，从不依赖别人。 ;此外，他还召集我们成立了世界历史文献组，准备编撰中国新的《世界通史》。在此期间，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世界史的理论体系文章。他一直在工作、在思考，直到90岁、100岁、108岁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朱廷光：恢复和开创中国世界史研究新时代

朱廷光14岁就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，跟随大部队南征北战。他的父亲名叫朱景沃。 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部长。小时候，他最怀念、最喜爱的就是父亲的笔。那个时候，拥有一支笔并不容易。他对父亲的笔觊觎已久，但父亲却不让他碰。但突然有一天，在父亲随军搬家之前，父亲主动把笔交给了他，并郑重地将笔别在了他的身上。从那以后，朱廷光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。后来他才意识到，父亲正在用笔向他做最后的告别。不久，父亲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。

在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中，朱廷光也像勇士一样冲锋陷阵。 20世纪80年代，世界历史研究所全面恢复运作，打开局面的是朱廷光。他以世界史研究所为中心，联系全国高校的世界史学家和相关研究机构，很快开创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天地。他主编的两套非常重要的著作：《世界历史名人传》和《外国史大事集》，恢复了新时代的科学研究事业，团结了全国世界史学者，促进了世界史的繁荣和发展。新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. ，做好了学术、理论和人才准备。

朱廷光是一位老革命家、烈士之子。作为所长，他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基本路线，鼓励世界史工作者解放思想、有所作为、勇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。不回避现实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，通过对争论多年或不敢问的“敏感”问题进行深入研究，实事求是地做出新的答案。

朱廷光病危时，我和世界历史研究所赵家吉同志赶到友谊医院急诊室。他当时已经很难说话了，但他还是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两件事：第一，世界历史研究所现在的路太窄了。我必须大胆出去，要有长远的打算。我决不能被困在茧里。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必须有广阔的新视​​野；其次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未来在于年轻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抓紧对年轻人的培养。

朱廷光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，鼓励我和其他年轻人在《国外重大历史事件集》上写文章。文章写完后，他从主题立意、史料选取、逻辑结构等方面逐字逐句地修改文章。往往一篇文章的修改意见达千余字，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：它们可以在我们的一生中使用。

李显荣：新时代中国世界史研究“燕子报春”

李显荣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之一。另一位是我国著名的俄罗斯历史专家孙成木研究员。记得1979年夏天，我去世界历史研究所参加研究生复试。当时，研究室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：几个纸箱堆在一起，上面铺着一张塑料布，就是一张简陋的桌子。那是夏天，天气非常热。房间里没有空调或风扇。李显荣老师看到我就说：“别紧张，天太热了，解开衣服扣子就行了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。”他说：“不会影响入场，衣服脱了也可以，穿背心最好，不穿背心也可以。”他的坦诚、坦诚给我的第一印象是。

李显荣虽然对生活并不讲究，但他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不折不扣的留学生。他一开始读书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。他常常记得去吃饭时食堂已经关门了。我们经常看到他蹲在食堂路边吃饭，一手拿着一个馒头，一手拿着一根黄瓜。他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。

他曾在苏联留学，所以他的俄语非常好。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所有留苏学生中，他的俄语也是难能可贵的，最突出的是：受普希金和俄罗斯诗歌文化的熏陶和熏陶，他能用俄语写出很有特色的俄语诗歌。高水平流畅。

李显荣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《托洛茨基传记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6）。本书是中国学界全面评价托洛茨基的开创性著作。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日本共同社认为，《托洛茨基批判传》的出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的政策意图。这部作品标志着中国新时代“历史的春天”的到来。

一年除夕，李显荣老师约我去他位于灯市口礼士胡同的家，一起编辑《外国史大事集》的手稿。我们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。他说：“我去买点吃的，你先看看报纸，今晚我们就把这件事看完。”我说：老师，我今天就去买。今天是除夕夜，我要去米香村买点好吃的。”他问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我说：“除夕夜。”他恍然大悟：“那你赶紧回去吧。” ”说完，他推开我的自行车，送出了门外。后来，这件事传遍了世界历史。他说：“我差点就犯了一个错误。除夕夜我拖着于佩去干活。我什至不知道今天是除夕夜。幸运的是，我终于发现了。”

还有一次，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论他的书《托洛茨基批判传记》。我很羡慕李老师能写出这样的杰作，所以我就向他“学习”。正当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有人来找他，有急事。他说：“今天就这样，有机会我们再聊。”我以为他只是出于礼貌。如此说道。没想到周日下午有人来敲我的门。当我看到是李老师时，我很惊讶。

那天他在我家说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说：“任何人都可以写书，但一定要认真写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的人10年能写一本书，有的人20年能写一本书。如果你准备写一本本书，需要长期的准备和长期的积累，包括文献的准备、理论的准备、学术史的准备等。”

李显荣老师朴实、直率、热情。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世界史的研究。

黄绍祥：美国华裔史研究奠基人之一

世界历史研究所还有一位老师，名叫黄绍祥。 1944年至194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 1945年4月，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时，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。从历史照片来看，董必武身边站着一位瘦削的短发女士，那就是黄绍祥。

黄绍祥是美国华裔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。 1935年“十二二”运动期间，她是清华大学骨干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撰写了新中国最早的一些美国历史书籍。改革开放后，她先后出版了《美国通史纲要》、《美国历史纲要（1492-1823）》等专着。

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她的轶事。在北京国际俱乐部，我目睹了她与时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约翰·富兰克林关于“美国种族歧视”的学术辩论。富兰克林是一位美国黑人。他说：“我是非裔美国人，但我是协会的主席。”同时，他指着坐在一旁的秘书说：“他是白人，但他只是一名秘书。在美国，种族歧视已经成为历史。”黄绍祥用地道的英语发表了长篇演讲。她在分析了美国各个历史阶段种族歧视的表现后指出：美国的种族歧视是由美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决定的，不会成为历史。只会在不同的历史中有所体现。只是性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。历史发展事实证明，黄绍祥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。

我时常回忆起这些纯真、率直的师长和朋友。他们纯朴的品格、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、永无止境的学习精神、为历史奉献一生的纯粹精神，一直激励着我的学习。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

（崔瑞曼、郭飞/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译）